宋兆霖，1936年出生于辽宁省辽阳市。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学家、民俗学家、研究员。 1960年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系毕业后留校。 1961年迁往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着有《中国风俗概览》、《中国人的生育信仰》、《埃尔斯萨巴象形文字和图经研究》、《与伴侣走婚姻：金沙江奇俗》、《寻根之路》等。
宋兆林先生自20世纪50年代参与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研究以来，从事民族田野研究和比较民族考古研究近70年。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他走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收集了数以万计的民族文物，他曾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工作，积累了大量第一手民族研究资料。
回顾自己数十年的民族田野调查，宋兆林表示，这项研究既是科学研究，也是探险旅行。
学习方式
宋兆霖1936年出生于辽宁省辽阳市北郊的一个小镇。战争期间，他只读了两年小学，就辍学在家。他的父亲、兄弟、姐妹都参加了革命，上了前线。宋兆霖是家里唯一的年轻人，每天风雨无阻，放牛、劈柴、耕地，挑起生活的重担。
新中国成立后，宋兆霖得到了接受教育的机会，家人将他送到辽阳读书。学校根据孩子的年龄决定直接将孩子们送入小学六年级，一年后他们将进入小学六年级。d 升入中学。他压抑着自己的精力，努力学习。当我进入高三时，我的成绩逐渐赶上了同学。高三时，他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
在学术氛围浓厚的北大，宋兆霖不遗余力，学习更加刻苦。简伯山先生的《汉史》、邓光明先生的《宋史》、夏鼐先生的《考古概论》、苏秉奇先生的《中华文明起源教程》、苏白先生的《佛教艺术教程》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在我已经大二了，是时候换专业了。我想学考古学，但又担心自己学不好，因为体质虚弱，所以决定专攻考古学。当他咨询仁达先生时，他被告知，如果他不学习艺术考古学，问题不会太大。尹达建议儿子g 兆林研究史前考古学并将其与民族志相结合。考古学专业 遵循这一理念，宋兆霖的课程主要是原始社会历史和民族学。著名社会学家、中国人民大学（现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林耀华在讲授原始社会史时，使用了许多民族志资料，宋兆霖对此深为着迷。从此他就迷上了民族学。
当时正在进行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北大历史系近百名学生参与其中。宋兆林被派往广西壮族自治区，进行为期10个月的民族调查。还参与了《壮支》的编撰。通过这次经历，他了解了壮族、侗族、瑶族的文化，第一次学到了民族研究方法。
部门北京大学考古学院为学生组织考古实习，包括参观实习、试掘实习、生产实习，其中生产实习最为重要。宋兆林的生产实习地点是河南洛阳王湾工厂。现场进行挖掘工作。他在实习期间学到的测量、发掘、记录、摄影等技能，对后来的民族考古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
经过五年在未名湖畔的刻苦学习，农村男孩宋兆霖逐渐找到了人生方向，迈入了学习之门。
乡村的欢乐
宋兆林认为，要取得良好的学习成绩，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努力，二是机遇。 1961年，他得到了难得的机会到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工作。
在t1961年夏，尖宝山游览内蒙古，写下了著名的散文《游古内蒙古》。在建宝三等学者的倡导下，民族文物的收藏、保护和研究正在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不久之后，中国历史博物馆接管了国家文物的收藏。具体开展这项工作的人是宋兆霖先生，他年轻，在民族研究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
怎样才能收藏民族文物？我们的祖先并没有留下多少可供借鉴的经验。在民族学领域，很少有学者将物质文化和民族文物纳入研究范围。在文化遗产领域，很多人关注的是民族文化商品，但市场价值宋兆霖主张深入到边疆民族地区，观察各民族的物质文化形态，他参考各种民族调查报告和相关文献，对民族文物藏品进行了汇总，内容涉及生产工具设备、工艺品、饮食、衣着、住房、礼仪、科学文化、宗教信仰等。正是按照这样的思路，他为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了大量民族文物。
1961年10月，宋兆林告别了即将生产的妻子，大胆前往内蒙古考察阿里河上的鄂伦春部落。地处大兴安岭西麓，冬季气温可降至零下40多度。一场严重的暴风雪导致道路封闭，车辆停运。他在中转站被困了十天，与十几个村民挤在篝火旁。食物吃完了，充饥的唯一办法就是吃豆麻糬。为了了解奥罗雄人的生活，他和其他猎人一起去林场打猎，吃东西野生动物肉中混有动物毛发和血丝。那是一个有风的夜晚露营。他睡在篝火旁，身下垫着马鞍，上面穿着皮夹克。有时他醒来时仍感觉寒冷。尽管日子过得艰难，但他深入奥罗雄人的生活，开阔了眼界，收集了近千件文物。第二年春天，当她回到日本时，女儿已经出生。
从大兴安岭返回北京几个月后，宋兆霖带着中国历史博物馆的文物收藏团队前往云南西双版纳进行调研。当时，西双版纳医疗状况滞后，恶性疟疾、麻风病频发。他在当地开展民族研究，并与麻风病患者有过多次接触。幸运的是，他没有被感染。在西双版纳，宋兆林和同事们采集了万余种文化傣族、哈尼族、布兰族、佤族、基诺族等民族的文物。西双版纳天气炎热，几乎每天都下雨。下班后，他经常和同事一起去澜沧江休息、游泳。宋兆霖凭借他的考古敏感度，在沿江悬崖上发现了陶器、石器等文物，说明远古人类曾在此居住。居住。
1963年，宋兆林前往云南省宁蒗自治州采集文物。小沙日坪村位于凉山偏远地区，是一个彝族村寨。宋兆林在村里吃住。和当地人一样，他一日三餐吃半熟的烤土豆。结束工作后，我试图返回丽江，但没有车可坐，所以我决定步行。第二天，天还没亮，宋兆霖就拎着一盒米离开了。途中两次走错路，步行两天到达丽江。宋兆利n回忆起走山路的经历，表示回来后立即进入了森林。林中鸟鸣，山风呼啸，吓得他毛骨悚然。泸沽湖现在是著名的旅游胜地，但当时却是一个神秘而鲜为人知的地方。泸沽湖西岸就是今宁蒗县永宁市。宋兆林先生对永宁纳西族的母系社会家庭和足婚制度进行了详细研究，收集了3000多件文物，用40头骡子从山区运回北京。
1981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的宋兆林、颜汝贤、刘耀汉在马帮向导的带领下，从丽江出发，来到四川省凉山县木里藏族自治州大雅村，深入了解旅游情况。泸沽湖地区婚姻习俗与母系社会.大雅村位于泸沽湖东南、大雅山西麓。当时有房屋100多间，人口1000多人。那是一个无人居住的地区，被称为“大村庄”。大谷村四面环山，交通有限，自古以来就靠马帮运输。此行，宋兆霖翻越了平均海拔4000米的大雅山。一路上，他们常常要穿过云杉和云杉林，常常要在悬崖边的狭窄小路上艰难前行。大多数小径都很陡峭，偶尔会有落石和各种野生动物出现和消失。山路上突然出现了一头豹子。前面跑的那匹马受惊，从悬崖上摔了下来。宋兆霖走在他旁边，所幸没有受伤。 2003年，宋兆林重返泸沽湖次日进行民族研究，又开始了另一段艰辛的征程。经过七次调查，他走访了泸沽湖周边36个村庄，对足婚制度有了广泛而深入的了解。
海南黎族被认为是古代百越族的后裔，保留了许多自己独特的文化。自1992年起，宋兆林先生连续五年对海南省黎族进行调查。他每年都会去那里两个月，走访黎族25个村庄。他走访考察了黎族的五个支系。 2001年3月，宋兆林第六次到海南岛考察黎族。他在猫岛乡（今五指山市）勘察猫岛河时，观察到黎族葫芦船渡河的情景。那时，他已经60多岁了。我顺着河跑去追他并拍照。他不小心滑倒，受伤他的右腿股骨头。在返回北京之前，他在医院接受了近一个月的治疗。
乘船渡河、骑马、徒步、野外露营……几十年来，这是宋兆霖的日常。说起自己的荒野生存经历，他雄辩地说：夏天在荒野露营，蚊子很常见。如果不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人和牲畜的生命将面临风险。应始终点燃篝火以驱赶蚊子，并佩戴口罩。防蚊口罩；冬季露营时，必须有旺盛的篝火，以御寒，防止野兽袭击。在山区徒步旅行时，要小心蛇、昆虫和山体滑坡。
虽然路途艰辛，但那个时代的民族文物仍然较多，且易于收藏。可以说，困难中有欢乐。青春有变如今，国家文物越来越稀缺，而宋兆霖早期的作品却越来越值钱。 1962年，他在西双版纳对傣族进行调研时，要求当地傣族知识分子抄写当地文物馆的基本文献。随后，当地文化财产室的所有文件都被销毁，这些手稿成为文化财产。有一年，西双版纳准备举办傣族文物展览。由于文物缺乏，宋兆林将当年收藏的傣族文物护送至西双版纳。
宋兆霖的民族研究包括重大调查和专项调查。他在大兴安岭、西双版纳、泸沽湖等地呆了几个月，有时甚至一年。他多次出访各地，出版著作。这是一项重要的研究。广西壮族自治区左江岩画考察东南三岭族的习俗和水族的石墓都是在较短的时间内进行的。他只写专题调查报告和学术文章。另外，为了开阔你的视野，提高你的感性认识，我们会帮助你。还赴自治区、西藏、江苏、浙江等地区进行调研。这些考察成为他比较研究的重要积累。
在民族调查期间，宋兆林每天专门拍照、写研究笔记。几十年后，当他再次访问他研究过的城镇时，他发现当地的风俗习惯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许多现象文化甚至消失了。他根据研究记录和老照片撰写了《边疆部落调查记录》，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记忆。依靠她自己的研究记录并结合其他文献此外，宋兆霖还撰写了一系列关于鄂伦春族的书籍，包括《走婚：女儿国的亲身经历》、《夫妻走婚：金沙江习俗的奇迹》、《永宁纳西族的母系制度》、《泸沽湖的故事：男人的走婚和男人的婚姻走》等纳西族的书籍。摩梭人.an.
奖学金
民族考古学不仅包括对我国古代边疆地区各民族的考古研究，如吴越考古、匈奴考古、滇文化考古、南诏考古、辽金考古等，还包括不同民族之间的比较考古研究。前者是我国传统考古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队伍庞大、人员众多、成果优良。后者虽已为王维、蔡元培、郭沫若等高水平学者所提倡。穆若、李季和林惠祥，参与这项研究的人并不多。宋兆林不仅在古代边疆地区开展民族考古研究，包括景洪新石器时代考古、泸沽湖新石器时代考古、宝沙河南玉石刻考古等，而且进行的研究是比较考古。
宋兆霖的比较研究是从文物学开始的。他有能力利用民族地区保存的渔、猎、农、织工具来解释和重建考古记录。发现了一些文物。例如，山西省徐家坝旧石器遗址就发现了许多石球。这些石球是做什么用的？宋兆林先生认为，这些考古发现的石球、绳子和皮兜共同构成了当时的一种狩猎工具，即类似于现在西南民族地区保存的飞石绳的陨石绳。他他首先写了《弹射器和陨石……他发表了一篇题为《古代狩猎技术的重大革命》的文章，后来他将这篇文章编成《中国早期社会史》一书。史前遗址出土的，说明这种弹弓与普通弓类似，但中间有一个口袋，可以装1到3枚弹丸，云南傣族、勃兰族、拉祜族等民族都有这种弹弓。
史前社会可以追溯到非常古老的时代，并且极其很难学习。通过将考古数据与民族志数据相结合，宋兆霖开辟了史前研究的新天地。他说：“考古数据是史前研究的基础数据。考古数据可以展示史前社会的骨骼系统，提供可靠的历史坐标。但历史是具体的、有血有肉的，所以仅仅依靠考古的‘死化石’是不合适的。‘是的，我们必须转向‘活化石’，即大众文化数据，即民族学和民俗学数据。”神话是一种全球文化现象，宋兆霖发现葫芦在中国洪水神话中占有非常特殊的地位。据水族传说，远古时期发生洪水，只有拿起雷斧的兄妹靠坐在葫芦上幸存，并被劝说成亲。他唱道：“没有被大洪水吓倒，我在花园里摘了一个大南瓜，我挖了一个锄头我倾身掏出了我的心。此外，黎族、侗族、傣族等民族中也存在类似的传说。这是因为利用南瓜在洪水中生存是一种常见的现象。由此可见，南瓜在古代是重要的救生工具。着有《原始社会》、《中国原始社会史》、《原始社会》等著作。海关采用结合考古和人种学数据的方法。
原始宗教和民间信仰也是宋兆霖重要的研究领域。通过对巫术、萨满教、苯教和彝族原始信仰的比较研究，撰写了《巫术》、《巫师与僧侣》、《民间造像》、《会说话的巫像》、《魔法与巫术》、《魔法与民间信仰》、《中国生育信仰》等著作，深入探讨了原始宗教和民间信仰。其中《中国生育力的信仰》荣获中国通俗文艺奖中华奖一等奖。
布里尖刻的人类学家詹姆斯·乔治·弗雷泽在他的著作《金枝》中写道：“所有理论都是暂时的，只有事实的集合才具有持久的价值。”因此，即使我的各种理论失去了用处，与风俗信仰同样的命运，我的书仍然保留着作为古代风俗信仰集锦的用处。”宋兆霖的民族考古研究著作正是具有这样的价值。
老夫妇
宋兆霖在民族考古学研究中深知少数民族历史与汉族历史文化密切相关。昨天对一些少数民族来说是前天，对汉族来说是前天。两者有很多共同点。民族志数据可用于研究汉族的历史和流行文化。退休后，他开始研究民俗。
节日涉及民俗的方方面面，是民间崇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的。宋兆霖写了两本书：《中国传统节日》和《中国二十四节气》。他对民俗学的研究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不仅关注民俗学本身，还融合了他一生研究的考古学和民族学。进入21世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正在进行中。宋兆林受邀加入文化部（现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参与编写《中国民族大众文化保护P工程普查工作手册》（《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手册》）并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名录评审。
宋兆霖曾一生致力于民族文物的收藏和研究，一直从事博物馆文物的鉴定、展示和研究工作，深知文物的价值。退休后，他开始自己收藏文物，创作了一系列特色藏品。研究藏品有《古代唐卡遗物》、《辽代图文》等，出版有《金刚经》、《辽代绣画》、《古乐摘录：我所收藏的乐器》等书。他一生与文物打交道，将自己的经验、知识、方法和各种有趣的故事汇编成《民族文化遗产综合论》、《中国民族民间文化遗产辞典》、《古代文物溯源》等著作。
宋兆霖收藏文物是为了学术研究，不是为了目的的占有。每次你完成研究并写一本书，你就捐赠了一份收藏。多年来，他向各地博物馆捐赠了许多文物。
宋兆霖一生走遍了祖国的每一个角落，见证了丰富多样的民族文化，留下了数以百万计的雄辩文字。即使现在，60岁的他仍然继续写作并指导学生进行文物研究。可以说，他是一位胸怀大志的老人。
（作者：马凯，中国地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北京】）【编辑：刘洋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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